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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密曹魏政权政归司马氏究竟是阴谋还是无奈

发布时间:2019-11-12 19:44:21 编辑:笔名

解密:曹魏政权政归司马氏究竟是阴谋还是无奈?

司马懿的避让让曹爽越发趾高气扬,肆无忌惮。他任用宠信自己的亲眷兄弟,“皆以列侯侍从,出入禁闼”。而自己则是饮食车服,皆如皇家;家中珍玩遍地,妻妾盈户,十分骄奢。不仅如此,为了享乐,他竟然作假诏,“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鄴台,使先帝婕妤教习为伎”,把曹叡的嫔妃及将吏、师工、鼓吹、良家子女等人一道作为自己的私人伎乐,又“擅取太乐乐器,武库禁兵,作窟室,绮疏四周”,与何晏等人在其中寻欢作乐。何晏更是因公报私,他素与廷尉卢毓不合,因此找了个借口,命人先收了卢毓的印绶

,而后才奏闻朝廷。如此先斩后奏,如此大不敬,令朝中大臣十分不满,连曹爽的弟弟曹羲都觉得自己的哥哥行为太过,“深以为大忧,数谏止之”,然而曹爽不听。不但不听,他还在何晏等人的劝说下,打算伐蜀以建立功勋。正始五年(公元244年),曹爽西至长安,征六七万人为兵士,不顾民怨沸腾,大举伐蜀。屡次与蜀汉交锋的司马懿认为当初曹操入汉中,几至大败,而如今蜀汉又占据险势,所谓天时地利人和,曹爽出兵,无一满足,反倒是蜀汉抢了先机,曹爽“若进不获战,退见徼绝,覆军必矣”,以为不可。但曹爽当然不会听从司马懿的劝告,执意出兵,果然大败而归。

曹爽的行径当然是司马懿所不能容忍的。然而此时曹爽炙手可热,善谋略的司马懿当然不会选择明目张胆地与之抗争,更何况曹爽时时关注司马懿,恐怕他做出什么威胁自己的举动来。司马懿故技重施,采用了当年对付曹操的办法——装作一病不起以示弱。正始九年(公元248年),曹爽的爪牙李胜出任荆州刺史,曹爽命其前去拜访司马懿。这一次拜访,在历史上相当有名,也成为司马懿“狡而多诈”的一个典型事例。司马懿“令两婢侍边,持衣,衣落;复上指口,言渴求饮,婢进粥,宣王持杯饮粥,粥皆流出沾胸”。不仅如此,即便李胜多次重复自己出任本州,但司马懿都假装自己年老耳聋,以为李胜将任并州刺史,后又以“令师、昭兄弟结君为友,不可相舍去,副懿区区之心”相托,李胜不由长叹,回去复命时对曹爽说:“太傅大概已经不行了,那副模样看上去真令人怆然”。曹爽这才放下心来。但事实上,司马懿与司马师已经在筹备诛杀曹爽了。

正始十年(公元249年),司马懿趁曹爽陪同曹芳拜谒曹叡的陵墓高平陵的时候发动政变。事发前夜,司马懿告知两个儿子此事,司马昭大惊失色,夜不能寐,而早已参预此事,并阴养三千死士的司马师则沉着应对,安然就寝,第二日根据司马懿的布局屯兵司马门,“镇静内外,置阵甚整”。曹爽闻讯十分惊慌,后不顾大司农桓范的反对,听从了侍中许允、尚书陈泰的劝告,向司马懿请罪,以为自己还能作一富家翁。桓范对曹爽短浅的政治才能感到痛心疾首,大骂“曹子丹佳人,生汝兄弟,犊耳!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”,曹爽仍然心存幻想。对于曹爽的不加防备以至于高平陵事变后的局促,以及“可做富家翁”的幻想,有人认为其实曹爽对司马懿并无加害之心,我以为这样的观点可能稍显片面。因为曹爽之局促反应,包括之前对司马懿权力的架空(他将司马懿转为太傅,然而却并没有过多削弱他的兵权),加上自己为政不良,以至于当时有童谣说“何、邓、丁,乱京城”,其实都是其缺乏足够的政治才能与政治经验的体现。回到洛阳后,曹爽被软禁起来。家中无粮,他写信给司马懿后,司马懿看到书信后假装大惊失色,回复曹爽说,我竟然不知道这件事,实在非常抱歉,并命人给曹爽送了一百斛米,及肉脯、盐豉、大豆等吃食。司马懿的举动让曹爽再次以为自己有活命的生机。

与他同样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,还有何晏。司马懿将诸人关押下狱后,何晏将所交游的党羽系数供出,希望能获得宽宥。司马懿并不满意,说参预者有八姓;何晏数来数去,都只有七个,被逼急了,便说:“难道还有我吗!”司马懿然之。事实上,司马懿既然筹划已久,决意起兵,又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。不久,便以曹爽身受辅命之大任,却肆意妄为,与何晏等人共行大逆不道之事为由,“收爽、羲、训、晏、飏、谧、轨、胜、范、当等,皆伏诛,夷三族”,司马师因功封长平乡侯,食邑千户,不久后加卫将军,而司马懿则被擢为丞相,增封颍川之繁昌、鄢陵、新汲、父城,并前八县,邑二万户,屡加九锡,固辞不拜——在这个时候,曹魏已不再是从前的曹魏,司马氏的天下,渐渐拉开了帷幕。

虽然曹爽死后,朝中大权渐渐一归司马氏,但我并不赞同后世皆以为司马懿有狼顾之相,必为曹魏之反臣这个说法;还是那句话,后来读史,难免以结局推断之前的人物行径心理,其实十分主观。纵观司马懿一生,北抗巴蜀,又平辽东,协助曹丕登上帝位,两次托孤受命辅政,除了发动高平陵事变以外,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谋篡之心,而高平陵事变,从政治角度上,也是不得已而为之,曹爽诸人在朝中横行霸道,视皇权于无物,早已引起诸多不满,加上对司马懿的压制,作为一个政治人物,司马懿又怎么会甘心自己被夺取权力呢?但反过来说,司马氏对曹爽诸人夷三族的处罚,的确过重,因此我们可以再次推测,在被免官不任的十年内,司马氏与诸人之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,以至于双方关系不可挽回,从后来的夏侯玄之死也可略窥一二。

不过很显然地,司马氏一掌天下大权,打破了各方势力之间的平衡,甚至可以说,还让人同样有了取曹魏而代之的想法。

嘉平三年(公元251年),司空王凌率众起兵,打算废黜曹芳,以楚王曹彪为新君。若是只对司马懿诸人不满,又怎么会想要另立新君呢?王凌的儿子王广也认为不妥,以为“凡举大事,应本人情”,高平陵事变,其一是因为曹爽骄奢横溢,而其党羽如何晏等人虽有改革之心,却因为法典数变,“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”,百姓都已经习惯了旧制,因此不愿意接受新的改变,如此便失却了民心,因此虽然高平陵事变名士死亡甚多,几近减半,但对百姓却没有任何影响。而反观司马懿之为政,他擢用贤能,以民为先,加上父子兄弟都手握兵权,并不是那样轻易就能被扳倒的。这一段话,裴松之认为前史没有任何记载,应该是后来习凿齿擅加上去的,然而其论认为曹爽诸人是罪有应得,而司马氏虽然大权在握,但能秉公办事,任用贤能,因此王凌起兵违和人情,必然失败,是很合乎当时的情形的。而所谓的“民心”,在很大程度上代指的其实也是曹魏故臣。何晏等人的改革引起了他们的不满,也因此高平陵之变时,司马懿才会对参与事变的高柔说,“君为周勃矣”,以为这是一次安邦定乱的举动。不过王凌起兵的原因本来就不是那么单纯地只是想讨伐司马氏,反对其专权,因此当然不会听从手下的谏言,后来果然兵败,司马懿因功被封为相国,封安平郡公,孙及兄子各一人为列侯,前后食邑五万户,侯者十九人。

但即便平定了王凌之叛,朝中对司马氏执政抱有异声的,仍有许多人。

嘉平三年(公元251年)司马懿因病去世,时年七十三,朝廷以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辅政。第二年春正月,司马师升任大将军,加侍中,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这个时候,“诸葛诞、毌丘俭、王昶、陈泰、胡遵都督四方,王基、州泰、邓艾、石苞典州郡,卢毓、李丰裳选举,傅嘏、虞松参计谋,钟会、夏侯玄、王肃、陈本、孟康、赵酆、张缉预朝议,四海倾注,朝野肃然”。在这一份名单中,以李丰为首,反对司马氏执政的人不在少数。相较于自己父亲是受命托孤,司马师执政,一无名正言顺的政治托付,二无足够的政治经历,第三,取曹魏之心已昭然若揭,因此朝中的曹魏故臣必然心怀不满。在这种情况下,司马师只好通过建立军功来为自己立威。

恰好也是在这一年,东吴大帝孙权去世,以诸葛恪为大将军领太子太傅,中书令孙弘领少傅,与太常滕胤、将军吕据、侍中孙峻等人辅政。诸葛恪辅政后,同样迫切地需要立功扬威,因此开始重建吴黄龙二年(公元229年)兴修的东兴堤,“左右结山侠筑两城,各留千人”,一方面曹魏认为吴军侵疆,另一方面,司马师也想趁孙权新丧,诸葛恪与孙弘不合,东吴局势未稳而出兵伐吴,便命胡遵、诸葛诞等人率七万士兵破坏堤坝。然而当时天降大雪,魏军不察,被吴军偷袭,“惊扰散走,争渡浮桥,桥坏绝,自投于水,更相蹈藉,乐安太守恒嘉等同时并没,死者数万”,大败而归。诸葛恪的这次胜利,可说天气原因占了很大的因素,并非两国之间军事谋略之长短相较,然而诸葛恪却因为这次胜利而洋洋自得,并在第二年谋划主动出击攻打曹魏。众人纷纷反对,诸葛恪固执己见,以为“夫天无二日,土无二王,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,古今未之有也”,恐怕此时不伐,将来曹魏势力更大,不可复制,坚决发二十万兵甲伐魏。然而这次好运不再眷顾诸葛恪,正如司马师所说,诸葛恪新得政于吴,加上前一年的胜利,因此心怀侥幸,认为这次也能速战速决,司马师反其道而行之,“命诸将高垒以弊之”,与之相持数月,诸葛恪果然力屈,将士疲劳,兼以水土不服,死伤大半。司马师命镇东将军毌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钦等人趁势共击,大破吴军,斩首万余级。而兵败的诸葛恪回朝以后,被政敌孙峻所杀,并夷三族,一如他父亲诸葛瑾对他的评价——“恪不大兴吾家,将大赤吾族也”。

而对于这次伐吴失利,司马师虽然做出了自责的姿态,“我不听公休(诸葛诞),以至于此,此我过也,诸将何罪”,但他对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避讳的。按仇鹿鸣先生考王隐《晋书》,“

司马文王为安东,(王)仪为司马。东关之败,文王曰:‘近日之事,谁任其咎?’仪曰:‘责在军师’。文王怒曰:‘司马欲委罪于孤邪’?遂杀之”,司马昭当时是持节、都督、安东将军,可擅杀无官位之人,在战争状态下,其权利与使持节相同,可擅杀两千石以下。然而诛杀王仪,一是战事已经结束,其次王仪为司马,乃是军府上佐,加上王仪的父亲王修,乃是曹魏元老。因此司马昭之杀王仪,足见司马氏对这次战败的避讳。这次战事过后,嘉平五年(公元253年),司马师又命陈泰讨伐胡人,同样无功而返,这给予了司马师沉重的打击,也造成了曹魏内部的再次动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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